在当今全球经济和安全形势处于巨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正在加拿大召开的G7峰会受到广泛关注。在50年的发展过程中，G7正在从“在分裂和对抗世界中凝聚西方国家合力”走向“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世界中制造新分裂”。

回溯历史，G7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当时，美苏正处于冷战状态，西方世界内部也面临着深层危机与分裂风险。美国实施美元与黄金脱钩政策，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这一变动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陷入严重危机。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措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法德等西方国家推动成立G7。G7成立之初的核心功能，是协调西方国家在重大经济与战略问题上的内部立场，促使西方国家间形成“权力与经济相互依赖”且不可分割的更紧密关系，最终确保西方阵营在冷战中占据优势地位。

推进经济与战略层面的内部整合协调，始终是G7维系自身活力的内生动力。然而，在演变过程中，G7实力与影响力的持续下降已是客观现实：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G7国家占全球GDP总量的67%，而当前这一数字已降至40%左右，它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影响力显著削弱；G7国家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也呈持续下滑态势，从成立初期的约15%降至如今的不足10%，代表性越来越不足。

在后冷战时期，强化西方内部“相互依赖”的共识，构建西方认同的“共同利益”，成为G7的主要功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世界各国凭借自身发展活力，共同丰富并塑造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内涵和方向。在此过程中，G7始终试图以西方标准来定义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然而，随着G7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下滑，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G7在全球地缘政治领域的作用反而是在持续增强。如今，G7已经逐渐背离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沦为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G7在应对重大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从全球经贸金融议题，到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再到气候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G7的表现都不如人意。在乌克兰危机中，G7选边站队、一味强化对俄制裁，以至于美国现政府都认为这种做法极端危险且不负责任。在全球治理领域，G7的局限性更是暴露无遗。与G20和金砖等机制相比，G7的协调行动能力与治理成效都明显逊色。

G7强烈的排他性，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难有代表性，倒是日益暴露出“一小撮”的小集团狭隘性。该机制反复强调其成员价值观高度一致的重要性，这种偏执的认识，使其站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下多数国家的对立面。而G7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功利性，更是严重削弱了它存续的合法性根基。G7在涉及俄罗斯问题上的做法可谓典型。1997年，为了迫使俄罗斯最大限度对西方作出妥协让步，G7将其吸纳进机制，变成G8。但当俄罗斯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时展现出坚定立场、拒绝让步后，西方国家就将它“踢出”。

尽管如今不少西方人士认为G7仍然可以发挥凝聚内部共识、加强内部团结的作用，但事实证明，G7的表现已经越来越难如他们所愿。从英国坚持“脱欧”到美国现政府广为人知的对G7的轻视态度，无一不表明，G7已难以有效应对现实问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潜力愈发不足。G7始终强调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内部“相互依赖”的重要性，然而现实中的西方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裂痕深刻，以至于“西方”这一概念是否还能继续适用，都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和质疑的焦点。

当下的美国政府更是公开批评G7长期以来推行的“全球主义”议程，并通过对G7其他成员国发起的关税战，直接表明G7所说的“西方经济一体化”目标的不可行性。而且，美国现政府反复声称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的一个州，这在包括G7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内部引发强烈震动，加速了其内部的分裂。可以想见，“三观”如此不同的G7成员国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有效的建设性行动方案，更难如一些西方精英所期待的那样将G7机制进一步推向亚太国家，使后者成为西方在全球挑起地缘政治竞争、制造分裂的工具。

G7已经成立50年。它初建时那个分裂对抗的冷战世界，早已演变为当今各国命运休戚与共、经济深度交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6月初，《外交事务》网站刊载了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与刚刚去世的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共同撰写的文章《漫长“美国世纪”的终结》。他们在文中告诫西方决策者：“世界相互依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这句警示可被视作对此次G7峰会与会者的一句谏言。当下G7所持的理念与具体实践，已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它唯有认清世界发展大势，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