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佳莎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202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获通过，成为中国首部聚焦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立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是中国在法治层面回应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重要举措，也标志着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正从政策导向迈向制度保障阶段。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应当能够明确产权、规范市场规则、保障法治执行、降低交易成本，并提供平等的资源获取和金融支持体系。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制度性修正和结构性回应。

此前，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融资渠道、政策扶持以及法律保障方面，长期面临与国有企业不对等的制度环境。例如，在金融体系中，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障碍。在资源配置方面，无论是土地、项目准入还是财政补贴政策，民营企业往往处于边缘地带，难以享受与国有企业等量齐观的支持。在法律保护方面，一些民营企业在合同纠纷、财产查封、强制执行等环节中，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正是针对上述现实问题，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制度手段提出了系统性回应。在产权与权益保障方面，法律明确禁止将经济纠纷行政化或刑事化，强调规范查封、冻结等措施的使用，提升法律适用的边界清晰度和操作规范性。这样的规定有助于增强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的法律确定性，防止“执法扰企”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企业“制度性不安全感”的问题。

在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方面，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求清理影响市场公平的政策文件，从制度上为非国有企业创造平等参与市场的条件。特别是在打破地方保护、行业壁垒方面，法律将有助于破除“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加平等、开放的市场环境。

在融资机制方面，法律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多样化产品，支持银行对民营企业实施“尽职免责”，并推动建立市场化的风险分担机制。这些举措将逐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担保难的问题，并为其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法律还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战略科技项目，平等申请科研资金，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成果的法律保障，推动科技资源向更具活力的主体倾斜。这既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的技术投入意愿，也有助于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

在政企关系方面，法律提出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明确政府应当为企业提供良好公共服务，而非以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经营。这种制度安排，意味着未来“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将通过法律方式规范化，减少地方政府随意干预和选择性执法的空间。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促进法还规定，各级政府应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审批流程，并通过信用修复机制与涉企执法行为整顿，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从更深层次来看，该法案的通过不仅仅是对民营企业呼声的政策回应，更体现了中国市场制度结构正在经历一场“由政策型激励向法治型护航”的系统性转变。该法案通过法律形式将支持政策转化为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它不仅强化了市场规则的统一性与公开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关系。这种制度性变革，有利于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预期与发展空间。当然，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效果仍需观察。制度文本的确立仅是制度建设的起点，未来关键在于其执行力、可操作性及与其他政策体系的协调。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它通过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融资、科技创新和政企互动等关键领域的制度安排，为民营企业构建了更加稳定、公正、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这不仅有助于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与潜力，更是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未来，通过持续推动执行层面的制度落实，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民营经济将在更加公平和透明的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编审：唐华 蒋新宇 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