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义成 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

伴随当代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城市中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当前，要从人文城市视角，深入剖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现象与深层问题，并对城市文明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有创新意蕴、促进人文繁荣的城市文明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城市中国”看社会变迁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城市作为折射人类文明进步的璀璨明珠，不仅是经济活动与社会交往的核心载体，更是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乡土中国”逐渐走向“城乡中国”，并迈向“城市中国”。

“城市中国”体现了我国从传统乡土社会向以城市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深刻变迁。在主体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身份转换，其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在空间层面，城市土地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大批国家级城市群的兴起，推动了中国人生产生活空间的重构。在文化层面，现代都市生活重塑了新一代中国人的认知习惯和思维方式。如今，城市已经成为我国人口重要的居住地域、生产中心和消费场所，“城市中国”不仅体现为城市化率的数字增长，更彰显城市已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载体以及社会关系重组的重要场域。这一变化极大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精神面貌。

因此，“城市中国”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范式，既是对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具象表现，也包含对其背后政治、经济、文化逻辑的学理总结。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型，不仅重构了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更催生了新的命题：如何从城市解读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何保护好城市文化根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着力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促进城市与人的协同发展？凡此种种，为新时代中国城市文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人文精神建构当代城市

从“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不仅体现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更意味着人文城市的新生和城市文明的新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因此，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构现代城市文明，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开拓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路径。

一是从文化的视角，寻求城市文脉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之道。要从深层次分析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更宽泛的层面理解“城市中国”。基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和曲折的近代史，来自“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在“城市中国”的背景下实现传承创新。应避免城市化进程中的文脉断裂，积极探索融合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文化元素。立足当下城市发展实践，以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城市美学突破以往“乡土中国”的文化范式，开辟一条保护文脉、继承传统、指向未来的城市文化发展之路。

二是以人为中心，夯实城市的社会文化基础。人文城市必然是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城市。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和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更需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关系的健康发展，从而构建更具人文温度的城市。

三是结合生态美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平台。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生态营建是现代人文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全球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一矛盾也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对于后发城市化地区而言，城市社会的生态营建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建设“城市中国”，要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追求城市环境正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新形态。同时要构建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命共同体，从而为“城市中国”提供有根脉、有记忆、有载体的人文城市方案。

建设数字时代的城市文明

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浓缩的结晶。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新锐的技术与传统的社会产生了激烈交汇。当城市化变革与大数据应用相交，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也对建设数字时代的城市文明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一，从技术对城市产业的影响看，数字技术极大地催生了新质生产力，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城市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及其产业规模突飞猛进。

其二，从技术对城市文化的作用看，科技发展极大丰富了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态。二维码时代的数字城市被形容为“码之城”，“扫码”成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空间交流互动的前置行为。智能定位和导航系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高效的出行方案，构成了“网红打卡”“Citywalk”等诸多新型文旅模式的运营基础。技术与城市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全方位介入城市的文化机制与社会感知系统。

其三，从技术对城市治理的效果看，新技术应用推动了城市治理的高效运作，而新的隐患和危机也同时产生。城市文明新形态离不开智能，但不能陷入“智能崇拜”。必须审慎分析和理解技术应用的治理效果，合理界定其功能和边界。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要超越“工具理性”，在技术应用中嵌入对人文价值和社会韧性的考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要在效率与公平、智能与伦理之间找到平衡，从而为建设数字时代的城市文明提供正确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