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哲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从1997年计算机程序“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到2016年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在这大约20年间，人们对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中是否能够超越人类自身的智力进行了大量争论。近两年来，随着ChatGPT等通用模型及一些专用模型的涌现，如何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怎样应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进入实用阶段，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渗透并引领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更能深刻体会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不断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依赖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体现在场景应用拓展。“人工智能+”推动技术创新进步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涵盖了从基础技术研发到实际应用落地的一系列环节，“+”的后面可以是各行各业、千百场景，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理解“人工智能+”的内涵，就需要认识技术革命的经济周期特征和叠加效应，这分别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宏观基础和微观基础。工业化以来，每次技术革命都带动经济发展形成一次波动，波动周期约50年，波动的上半期表现为所对应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和规模扩张，波动的下半期表现为该新兴产业的成熟和新技术对其他已有产业的渗透改造。人工智能是本轮技术经济周期中的引领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是体现出下半期技术与各个产业深度融合的特征。

人工智能的叠加效应，既体现为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例如，基于文本、音频、图像的生成式智能模拟可以集成为多模态大模型，也体现为与其他新兴技术的集成，例如，与虚拟技术叠加可创造出“数字人”，与机械制造技术叠加则创造出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等智能体。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可为人工智能提供无限数据，无线传输技术、核聚变技术可为人工智能提供无限动力。这种叠加效应，是不同技术及其产业间的相互赋能，是未来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微观基础。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新的十字路口。从科技角度看，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两大奖项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表明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上的作用越发显著。从经济角度看，智能产品不断创新，技术迭代速度加快，各种工业大模型、自动驾驶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智能载运工具等领域成为新的“蓝海”，每一个领域都将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带动经济增长。从集群角度看，物理空间内无人的、自主运行的智能科学城、智能制造区在不远的将来有望成为现实。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人工智能成为技术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安全的焦点，世界主要国家围绕人工智能的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同时，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关键，因为人工智能自主性的提高将大规模放大其影响，治理不及时将引发失控危机。

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具有良好基础。国家部署了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印发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从研发、应用推广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国语音识别、视觉识别技术世界领先，文生音乐模型、文生视频模型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快速演进，多个千亿参数基座大模型发布，智能体应用逐步拓展，矿山大模型、物流大模型、港口大模型、医疗大模型等已经在各自领域落地生根，这都将对制造业、服务业的进步带来重大影响。根据斯坦福大学2024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实力排行榜》，我国居世界第二位，在研发、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表现尤其突出。

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需要相关部门在战略规划、科研投资、人才培养等方面更加重视前瞻布局，而成效则主要体现在领军企业、新兴企业是否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是人工智能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把人机协调贯穿始终，促进人类智能、离身智能、具身智能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