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经济冬去春来？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全球金融治理带来两项长期挑战：一方面世界各国需要建立防御全球金融风险的合作机制并不断深化，另一方面需要使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适应新现实，即主要经济体处于不同的结构和不同发展水平之中。2014年，在美国经济“乐观”、欧盟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平衡”中转型的大背景下，各智库从不同角度诠释全球经济回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需谨慎推行“量宽”，现有的美国金融监管暴露出诸多不完善之处，欧洲中央集权化应成为长久之选。新兴经济体需要尽快结束信贷“繁荣”，促进结构性改革，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债务危机。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规避或减轻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联合国认为：这些经济体在制定政策时需根据它们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权衡利弊。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布了《全球工业变革》报告，对全球重要的产业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世界制造版图的未来前景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结构失衡，需要新一轮的产业再平衡。欧洲、美国和日本均表现出重塑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整体上生产率较高，欧洲制造业所占份额虽然下降很大，力量却很强大。制造业对经济发展、就业和技术进步的贡献远大于其他任何经济部门。

在产业发展上，“东亚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贡献，劳动力、制造科技、新型材料等领域的水平不断提升，使中国得以进入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复杂制造业领域。中国政府也将一些产业视为战略性发展领域并作为“国家队”来进行扶持。韩国产业经济和贸易研究院认为：韩国成功消除贫困，通过工业化发展经济，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

在未来几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QE）刺激着全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维系软而不倒的生存状态，美联储领跑低利率，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心在2014年格外坚实，欧洲央行进一步踩大宽松货币政策的“油门”。由于发达国家量宽政策的发力，金融波动再次增加；受制于美元升值以及本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的“闸门”。

3.人类如何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际环境下能源弹性系统所面对的两个最大挑战，是能源独立问题和恐怖分子带来的网络攻击及破坏活动。世界资源研究所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两大能源消耗国，不仅需专注于科技研发领域的合作，也要注重政策的结合与能源市场的建立。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将为全球层面的能源合作发展奠定基础。

低碳概念已提出多年。发达国家提供的以政府开发援助为主的低碳资助并未产生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此类资助主要关注中等收入或中低收入国家，而非高排放和弱势的国家，因此这些援助并没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此外，在增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时也必须注意到，不能为了减排温室气体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已经处于严重环境危机的国家造成进一步的环境损害。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将为气候变化问题引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投资流向正确的方向，帮助资本在研发领域起作用。而气候变化协议则是全球建立完善碳市场的必要条件。

资源和人口是矛盾的。据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末达到100亿并实现零增长。德国马普人口所的研究认为，全球人口增长强烈地依赖于人均能源消耗，如果有更多能源可供使用，经济增长便能够持续，生育率也会更低，直至全球人口停止增长。

人口老龄化对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长期较低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使人口老龄化达到了很高水平。中国虽不是发达国家，但其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学系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仅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例如储蓄率的增加与更多资本积累，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