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姜红）近日，“人口老龄化挑战和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暨第十届国民转移账户全球年会”在京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就“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及“快速老龄化的政策应对”两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在“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发表了题为“人口红利：供给视角和中国经验”的演讲。蔡昉指出，人口红利的核心不仅在于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而言，人口红利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使得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充足供给，防止了资本报酬递减，提高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而保证了较高的潜在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已经非常低，只有约1.4。长期的低生育率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已经呈现未富先老的状况。在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逆转之后，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因此，要向改革要红利，通过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总和生育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资本”的演讲。皮凯蒂认为，在过去30多年间，西方发达国家财富积聚现象加剧，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而造成财富积聚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回报率的增速高于经济增长率。发达国家如今又进入到世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袭财富的影响，进而导致寡头政治。他表示，要降低收入不平等，必须向更多人提供公平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对教育和技能进行投资。他认为，为应对不平等的扩大，应当征收全球资本税。

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教授、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德鲁·梅桑（Andrew Mason）在演讲中，从人口老龄化、抚养和消费的角度，探讨了低生育率的问题。梅桑认为，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依靠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会降低人们的生活品质，只有在生育率很低的国家，可以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国民转移账户研究由安德鲁·梅桑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纳德·李（Ronald Lee）联合发起，开发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国民账户的统计方法，为研究不同年龄人口的生产、消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以及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老龄经济和人口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卫生经济理论与政策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