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晖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周宇航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硕士研究生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强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明确宣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立场和态度。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这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强音。从11月4日会见林郑月娥时的“最重要”到重大外交场合的“最紧迫”，一方面是对现实香港局势的判断把握，一方面也是希望香港社会弥补裂痕、早日恢复以往的安定繁荣。

修例风波已经持续5月有余，暴力乱象在香港不断上演：公交瘫痪、出行受阻、恶性事件频发、学校也被卷入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对公共交通和设施的袭击，使得市民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学习、工作、生活已无法正常化。在重大外交场合，以“最紧迫”进行表达，说明中国政府的高度责任心，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对维护国家主权的自信心和决心；在接见林郑月娥时强调“最重要”是对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施政、惩治犯罪、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所做出的要求。

特区政府要认真领会中央政府的指示，止暴制乱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恢复，还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因为止暴制乱只要政策有决心、执行有策略、执法有力度，就可恢复社会秩序。但是之后的社会裂痕修复、人心秩序重建、暴乱根源消除更为重要。

修例风波中，示威者倾向于采取“无秩序政治”策略，其产生原因在于反对派和媒体的扭曲性报道造成的恐惧感，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政治怨恨的表达、非理性情绪的动员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反对派和媒体的恶意宣传下，中央的政策和法律在港推行困难，而且容易激发对抗性行动，这不仅反映出香港市民社会的政治困局，也反映了香港市民社会的身份归属问题。

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社会，在此情况下阶层分殊、社区力量兴起、参政要求日益提高，市民社会日益发展壮大。然而，香港的社会形成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并非同起并生。立足于香港的角度，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前提下回归之后，政治地位发生了变化，香港面临的新问题是要经历民族国家化的过程。对于国家而言，香港应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处理与香港这个国际化、多元化社会的关系，也需要不断思考和调整。

显然，修例风波显示出一部分港人的本土认同和国家认同尚未达致和谐。双重认同是指同时存在于高级与次级政治实体中的身份特征，这两种身份之间并不是绝对的相互排斥，对于多数群体而言，他们可以接受自己同时拥有高级身份与次级身份，但当他们从高级的政治实体中所能获得的身份减弱时，其不满容易引发激进的抗争行为。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中央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可能被误解为压制本土认同力图促进其国家认同的行为，会对其造成一种威胁感并促使其走向激进化，使得这种双重认同产生分裂而非融合。

从多元化的角度讲，社会冲突本身是利益博弈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各种矛盾持续性累积的香港社会更是如此，不仅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博弈，也涉及社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无法有效预见其结果，但无疑会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剧烈震动。我们必须坚守原则和立场：《宪法》对“一国两制”的庄严承诺坚决不容动摇。任何超出“一国两制”底线以及违背基本法的政治诉求与政治运动，都可能造成香港既有繁荣稳定及高度自治的严重受损。

面对这种政治失序，我们更应该拿出治理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对港的指示不仅显示了十九大报告中“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要求，是新时期对香港问题的解决思路，而且符合香港民众的最大利益，符合香港繁荣、安定、法治的需求。“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面对当下失序的香港社会，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疏导”。

同时，也必须做出更长远的考量，没有哪项政策措施可以普遍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面临香港这个急剧变动的现代化社会，显然不能用单一的思维来解决。一种无意识的逆反心理，总是会成为被其他势力利用的机会。要努力运用政策杠杆推动“反社会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相互牵制，以避免社会冲突极端化和扩大化。

香港的贫富差距、发展问题、民生问题当然需要引起国家的重视，但是单靠“钱”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经济发展带来的满足感，并不能够解决认同问题。这不得不敦促我们去思考一种超越传统公民身份的新型国家——社会模式，这就涉及到“一国两制”下港人如何自治，香港社会与内地社会如何接榫，如大湾区就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措施。港人不仅要对内地政治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有一种积极融入的心态，中央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表现出的期待也对于中国与中国以外华人群体形成新型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一国两制”的初衷。（责任编辑：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