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上午，两高报告发布。在提及2017年的工作安排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统一证据标准，提高证人出庭率和律师辩护率，更好地发挥庭审作用。

记者注意到，“提高证人出庭率和律师辩护率”是首次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

对此，3月12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许前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表示，强调证人出庭率和律师辩护率是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成熟的标志。

他认为，过去国内法庭长期不重视证人出庭，导致很多证据都只是书证、物证。“但其实证人、特别是现场目击证人，包括作为侦查过程重要证人的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办案警察，他们的出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高法工作报告在回顾2016年工作时提及，浙江温州法院大力推进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促进庭审的实质化。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此前报道，2014年，温州两级法院全年刑事案件中仅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从2014年11月底开始，温州中院和瑞安、平阳法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庭审中心与证人出庭改革试点工作，乐清法院则专门试行刑事案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

由此，温州两级法院的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才有了明显提高——2015年，温州两级法院119起刑事案件共179人出庭作证，实际到庭率为41.53%；2016年，282起案件共469人出庭作证，实际到庭率达73.05%。

“对证人出庭率提出要求，这对国内的诉讼制度、法制推进来说是一个进步，这样也更能够避免发生类似聂树斌这样的冤假错案。”许前飞说。

之所以强调证人出庭的作用，他指出，“是因为诉讼中存在直接言词原则，法官和控辩双方在庭上可以通过不断地追问、询问证人，来发现证人证言中的一些破绽，从而使得证据更加具有证明力。”他建议，将来要大力推广证人的强制出庭作证制度。“每个证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有些关键证人不到庭，可能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

提及律师辩护率，许前飞分析，“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刑事案件，如死刑案件、未成年人案件我们要求必须要有律师辩护，如果当事人没钱请律师，或者不请律师，我们都会通过法律援助机构为他指定律师。但其他案件没有规定”。

他认为，目前国内尚不具备普遍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的条件，“在美国，民事刑事案件都采取律师强制代理制度，我国不具备这个条件，主要是律师不够。”

据全国律师协会此前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每1万人口仅平均拥有1.6名律师。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对媒体表示，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长期处在较低水平，刑辩律师的作用和影响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近年来的调研表明，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

许前飞认为，如今，将提高律师辩护率写进最高法工作报告的意义重大，“如果更多的律师能参与到诉讼程序过程中，对于案件的公正审理，程序的正常走向，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记者何林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