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五提放开二孩”

“开始呼吁时，有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

新京报：去年10月29日晚上，中央宣布放开全面二孩。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贺优琳：那天晚上在新闻联播之前，我就打开电视开始等待。结果确实放开了，我很开心很激动。那几天，很多媒体和家庭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

新京报：最初关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机是什么？与你的工作背景有关系吗？

贺优琳：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感觉到小学在萎缩，并校的情况屡有发生，还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学位。我意识到，这是人口政策出现问题了。

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也非常大。此外，还有失独家庭、空巢老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我迫切地感觉必须要放开二孩。

新京报：在调研人口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细节？

贺优琳：各地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一些企业主害怕放假和过年，他们不知道假期后有多少工人年后还会回来。企业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订单，怕人手不够不能准时完工，要违约赔钱。

我调研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待遇低，而是因为适龄的青年人在减少。以前，在广东有大量求职者，求职的人在厂门口排长队。而现在，各个路口都有“招工”的广告。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呼吁的？

贺优琳：我在2010年就开始口头呼吁，从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提议案呼吁全面放开二孩。即使在放开单独二孩后，我依然是不满意的，这个决策太谨慎了。

新京报：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压力？

贺优琳：民间对我的呼吁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一开始，我还是感觉到来自一些部门的压力。比如2011年刚开始呼吁的时候，有些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

新京报：计生部门是否与你有过沟通？你对他们的回复是否满意？

贺优琳：有的，我跟地方和国家的计生部门都有沟通，国家卫计委有关司局领导也和我进行了直接沟通说明。

但是五年来，计生部门每一次就议案给我的反馈，我都写的是“不满意”。比如单独二孩放开后，卫计委和我联系说他们还在调研情况，不排除全面放开二孩的可能。我当时觉得政策走得太慢了。